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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同時也是我國教育事業書寫“奮進之筆”的進取之年。同年9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教育大會，謀劃了我國教育改革發展的宏偉藍圖，也開啟了教育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

這一年我國各階段基礎教育事業穩步發展。一方面，教育普及化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2018年，學前教育入園率達81.7%，小學凈入學率達99.95%，初中毛入學率達100.9%，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88.8%。另一方面，國家整體教育經費投入不斷上漲。201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的GDP占比為4.14%，這已是連續6年超過4%，但各地生均投入差距仍很明顯。此外，近年來，我國基礎教育在消除大班額、貧困學生扶助及鄉村教師補助三個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基礎教育各階段專任教師數量均實現了持續而穩定的增長，尤其是在學前教育階段。2018年，學前教育階段專任教師258.14萬人，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973.09萬人（其中小學專任教師609.19萬人，初中專任教師363.90萬人），普通高中階段專任教師181.26萬人。與此同時，基礎教育各階段的生師比得到了進一步優化。其中，小學階段生師比為16.98:1，初中階段生師比為12.52:1，普通高中階段生師比為13.3:1。

自教育部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考改革啟動已兩年，大部分省市先后公布了適合本地區的中考改革實施方案，北京更是首個在2018年執行新中考的地區。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2018年北京針對實施中的一些問題，對改革方案進行了回調，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實行“全科開考”，降低了原方案中選考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我國基礎教育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現象，需要我們及時作出應對。首先，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就學人口快速向城鎮聚集。城鎮與鄉村基礎教育發展趨勢差異顯著，鄉村基礎教育生源出現整體下降的趨勢，但新增校舍面積仍在不斷增加；而發達地區與城市就學人數緩慢甚至快速增長，出現學校不足、學位不夠的現象。為應對這一現象，我國各級教育部門需針對現實情況，做好結構性調整。

其次，基礎教育階段培訓機構的營收水平屢創新高。2018財年，好未來教育集團及新東方教育集團旗下優能中學營收分別達到116.62億人民幣和68.48億人民幣。其中，2012至2018財年好未來教育集團年度營收凈增長995%；2015-2018財年優能中學年度營收額凈增長202%。K12階段課輔機構營收的快速增長，折射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仍然很重。“減負”問題已成為社會各方關注的焦點，必須打好標本兼治的“組合拳”。

再次，“課后三點半”現象也受到了各方關注，這是中國經濟社會及教育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自教育部發布《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來，目前已有27個省市啟動了“中小學課后服務”。據中國教育在線調查顯示，家長仍希望學校作為解決該問題的主要渠道。目前，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還需要更多的實踐和探索，出臺更全面、更細致的管理規范。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523萬，比2017年減少200萬，是近18年來的最低值。與此同時，我國人口出生率也下降至10.94‰，且降幅進一步擴大。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歷年新生兒數量相對穩定。2016年，因全面二孩政策與羊年特殊文化的影響，新生兒數量小幅上漲，隨后兩年持續下跌。專家預測的隨全面二孩政策而來的新生兒呈井噴式上漲現象并未出現。

從近20年新出生人口數、小學招生數、初中招生數、普通高中招生數的比對中可以看出，伴隨人口的絕對下降，教育人口紅利也正在逐漸消失。

從上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03年起小學招生人數一直維持在1700萬上下；自2001年起初中招生人數一直“跌跌不休”，但最近兩年略有增加；自2000年起普通高中招生人數也穩定在800萬左右。結合近年來新生兒數量的變化趨勢，可以預見，即便全面開放二孩政策，我國人口總數也將進入下行區間，而各級教育適齡人口將在低谷平臺期維持一段時間后，再次進入長期的下行區間，而不會形成U型反彈。

2018年我國學前兒童在園人數達到4656.42萬人，同比增長56.28萬人，已15年連續增長；而2018年學前兒童入園人數為1863.91萬人，同比減少74.04萬人。根據近年新出生人口推算，未來幾年，學前兒童入園人數預計將繼續維持在1900萬左右，入園壓力依然不小。

與此同時，我國幼兒園數量保持了連續17年的增長，從2001年的111706所增長到了2018年的266700所，增幅達139%。其中，民辦幼兒園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62.16%。

隨著學前教育在園人數與幼兒園數量的持續增加，2018年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已經達到81.7%，較2009年提升了30.8%。這一發展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民辦學前教育的持續發展。

國家在政策層面也提出了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及規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中要求，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建成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

自20世紀末，全國小學招生人數和在校生人數均經歷了連續十余年的下跌。而后，二者分別在2015、2014年迎來了拐點，開始小幅上升。2018年全國小學招生人數為1867.3萬，增幅為5.70%；在校生人數超過了1億，增幅為2.43%。

另外，自2014年起，全國普通小學教師人數迅速增長，2018年達到609.19萬，為1978年以來的歷史最高值。其中，全國普通小學教師人數2014-2018年分別增長了4.89萬、5.12萬、10.4萬、15.58萬、14.7萬。

而受移民搬遷及“撤點并校”政策的影響，全國小學學校數量呈持續下降趨勢，2018年全國共有小學16.18萬所，比上年減少0.52萬所。

近十余年來，全國初中在校生人數與招生人數變化趨勢一致。全國初中招生人數自2002年開始連續下降14年，2016年迎來拐點，連續增長三年，2018年達到1602.59萬人，較2017年增加55.37萬人。自1978年以來，初中在校生數量在2003年迎來最高峰值6618.42萬，隨后連續下降13年，2016年開始回升。2018年，全國初中在校生人數回升至4652.59萬，較2017年增加210.53萬，同比增長4.74%。

我國初中畢業生數量在2005年達到峰值2123.43萬人后，連續15年下跌。2014-2017年初中畢業生數量相對穩定，基本維持在1400萬左右，2017年初中畢業生數量為1397.47萬人。

與此同時，初中階段教師人數在上世紀末經歷了持續性增長后，在21世紀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隨著近幾年初中招生人數、在校生總量止跌回升，初中階段教師數量在2018年迎來小幅增長，達到363.90萬人，同比增加9.03萬人，為10年來最高增幅。

然而，初中學校數量的下降趨勢非常明顯。2018年全國初中學校共計5.20萬所，相比2001年減少了1.35萬所，降幅達到20.6%。

全國普通高中招生人數與在校生人數在2005年分別達到峰值877.7萬和2409.09萬后，均基本趨于平穩。普通高中招生人數并未因初中招生人數的持續下降而大幅減少。近4年來，全國普通高中招生人數基本維持在800萬人左右，2018年全國普通高中招生792.71萬人，較2017年減少7.34萬人。全國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數近10年來基本維持在2400萬人左右，2018年全國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數為2375.37萬，比2017年增加0.82萬。

隨著招生人數、在校生總量趨穩，高中教師數量在經歷數年的較大幅度增長后，2007年起增幅開始趨穩，維持在2%左右。2018年全國普通高中教師共181.26萬人，比上年增加3.86萬人。

全國普通高中學校數量近三年呈現出小幅上漲的趨勢，2018年全國普通高中1.37萬所，較上年增加182所。在普及高中教育的背景下，家長對普通高中教育越來越重視，在未來的一個階段普通高中學校數量會有一定程度上升。

中職招生人數在2010年達到歷史高峰870.42萬人之后，連續下降8年，2018年下降至559.41萬人，較2010年減少了310.59萬人，降幅高達35.7%，近幾年的下降幅度有所減緩。

值得注意的是，中職招生人數與普通高中招生人數的差距在持續擴大，2018年這一差值已達到233.3萬。而中職招生人數占高中階段招生人數比例也在持續下降，已由2009年的51.1%下降至2018年的41.37%，遠遠低于當年確定的50%界限。

與此同時，中職在校生總量與普通高中在校生總量的差距也在擴大，已從2010年的最小值188.84萬人擴大至2018年的823.53萬人。

從2009年開始，中職學校數量也在持續下降，由2008年的1.48萬所減少至2018年的1.03萬所，10年間降幅高達30.41%。

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再次提出優化教育結構、普職比大體相當的要求，同時要求完善招生機制，建立中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統一招生平臺，積極招收初高中畢業未升學學生、退役軍人、退役運動員、下崗職工、返鄉農民工等接受中等職業教育；還出臺了加強中等職業教育的各種措施，希望能對緩解中職招生下跌趨勢產生作用。

據中國教育在線《2018年高招調查報告》顯示，全國高考報名人數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峰1050萬人之后急劇下降，2014年起止跌趨穩。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共940萬人，這已是連續四年穩定在940萬左右；而2018年高考報名人數迎來再增長，達到975萬人，創八年來新高。

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高職擴招100萬，并強調了轉業軍人、下崗工人、農民工等新生源。考慮這一因素的刺激，以及階段性高中生源的小幅反彈，高考報名人數預計將繼續增長。

從長遠看，高考生源基礎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2014、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均保持在797萬人左右，2016-2018年招生人數分別為803萬、800.05萬、792.71萬。目前高考報名人數的增長，并非因為絕對適齡人數增長的根本性增加，而是源于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職業高中與其他生源進入大學的通道被打通，尤其與高職有關。

全國特殊教育學生群體繼續保持增長態勢。2018年全國共招收特殊教育學生12.35萬人，比上年增加1.2萬人，增長11.43%；在校生人數達66.59萬，比上年增加8.71萬，增長15.05%。2017年，特殊教育畢業生為6.94萬人，比2016年增加1.02萬人，增長17.30%。

另外，據統計，2017年普通小學、初中隨班就讀和附設特教班招收的學生人數為5.66萬，在校生30.40萬人，分別占特殊教育招生總數和在校生總數的51.10%和52.52%。

截止2018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學校2152所，比上年增加45所，增長2.1%；特殊教育學校共有專任教師5.87萬人，比上年增長4.78%。

我國特殊教育近些年來有了較大發展，但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如特教班和隨班就讀的教學質量、特殊教育學校的辦學質量等。

隨著中小學入學率的穩步增長，我國義務教育普及程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普及水平已超過世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2018年我國小學階段凈入學率達99.95%，初中階段毛入學率達100.9%，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2%。

此外，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也在快速增長。2003年全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僅為43.8%，2018年已達到88.8%，提升了一倍。2017年4月，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印發了《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攻堅計劃》提出，到2020年將全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各省（區、市）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均要達到90%以上。

各階段教育入學率的穩步增長，與各階段升學率的快速提升不無關系。2006年全國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達到100%，其后一直保持在99%左右，2017年為98.8%。初中、高中畢業生升學率的提升則更加明顯。1990年初中、高中畢業生升學率分別為40.6%、27.3%，2017年則達到了94.9%、98%，提升了2.3倍、3.6倍。

2018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4.6萬億元，比上年的4.3萬億元增長了8.39%。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預算安排的教育經費，政府性基金預算安排的教育經費，企業辦學中的企業撥款，校辦產業和社會服務收入用于教育的經費等）為3.699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了8.13%。

據統計，2018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90萬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比4.11%。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首次提出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GDP比例要達到4%的目標。這一目標已在2012年實現，并已連續7年保持在4%以上。

2018年，各教育階段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繼續增長，其中：全國普通小學為12733元，比上年的10199.12元增長4.56%；全國普通初中為18481元，比上年的14641.15元增長5.32%；全國普通高中為20441元，比上年的13768.92元增長10.04%；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為19742元，比上年的13272.66元增長7.45%；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為36294元，比上年的20298.63元增長8.42%。

從各地支出情況看，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支出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2522.55億元）、江蘇（1979.27億元）、山東（1888.83億元）、河南（1441.41億元）、浙江（1413.14億元），排在后五位的分別是天津（434.61億元）、海南（220.73億元）、西藏（216.36億元）、青海（186.63億元）、寧夏（166.8億元）。

2017年各地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支出與2016年相比，基本均有所提升，只有黑龍江地區比2016年下降0.15%。增幅前五位分別是西藏（23.05%）、河南（15.78%）、云南（14.42%）、廣東（12.42%）、江西（11.81%）。

2017年，有19個地區的普通小學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高于全國支出水平（10199.12元），首位北京（30016.78元）是末位河南（5759.21元）的5倍。

2017年，有18個地區的普通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高于全國支出水平（14641.15元），首位北京（57636.12元）是末位河南（8997.6元）的6倍。

2017年，有13個地區的普通高中階段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高于全國支出水平（13768.92元），首位北京（61409.06元）是末位河南（8149.18元）的近8倍。

2017年，有17個地區的中職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高于全國支出水平（13272.66元），首位北京（53256.01元）是末位貴州（6451.44元）的8倍。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人，較上年增加5.37萬人，留學人數再創歷史新高。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發布的《2018年門戶開放報告》數據，2017/2018學年中國依舊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地（中國已連續9年是赴美留學最大生源國）。中國赴美留學人數達到363341人，同比增長3.59%，占美國留學生總數的33.2%。但其增長率已連續八年下降，從2009/2010學年的30.12%下降至3.59%。

2017/2018學年，赴美留學的36萬多名中國學生中，本科生源占40.9%，研究生生源占36.01%，本科生源已連續四年多于研究生生源，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選擇在本科階段出國留學，低齡留學趨勢明顯。

消除大班額、貧困學生扶助以及鄉村教師補助是近年基礎教育取得顯著成績的三個領域，也是保障教育公平正義與質量的重要措施。

《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標準》中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實行標準班額辦學，小學班額不超過45人，初中班額不超過50人。教育部規定，中小學 “46~55人”為偏大班額，“56~65人”為大班額，“66人以上”為超大班額。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學校布局上結構性矛盾突出，城鎮“大班額”現象日益加重。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總班數為375.49萬個，其中，大班額班數為26.5萬個，占比7.06%；超大班額班數為1.87萬個，占比0.5%。相比2017年，全國義務教育大班額班數減少了10.3萬個，降幅為28.0%；超大班額班數減少6.7萬個，降幅為78.1%，為近10年來最大降幅。

分學段來看，小學和初中的大班額及超大班額班數均在下降。2018年全國小學總班數275.39萬個，大班額班數比例為6.49%，下降2.42個百分點；超大班額班數比例為0.47%，下降1.62個百分點。全國初中總班數100.1萬個，大班額班數比例為8.62%，下降4.98個百分點；超大班額班數比例為0.59%，下降2.53個百分點。

教育部2017年發布的《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工作專項督導報告》顯示，河南、湖南、河北三個省份的超大班額班數在全國排名前三，占全國的52%；大部分大班額班級集中在中西部縣鎮，湖南占比22.9%，廣西、海南占比18%。

分區域來看，2018年東、中、西部地區大班額班數比例分別為4.97%、9.42%、7.16%，各自下降了2.21、3.67和3.51個百分點；超大班額班數比例分別為0.39%、0.87%、0.23%，各自下降了1.28、2.46、1.93個百分點。

分省域來看，2018年全國已有30個省將超大班額班數比例控制在了2%以內（湖北為2.07%），25個省的超大班額班數比例已經下降到了0.5%以內；14個省大班額班數比例控制在了5%以內。北京、天津、浙江、上海已經消除了56人以上大班額。河南、湖南、河北、山東、廣西、云南、四川、貴州等消除大班額工作任務較重的省份，在2018年加大了工作力度，超大班額班數均減少了3300個以上，其中河南減少1.4萬個，湖南減少1.1萬個。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再次強調，要確保在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控制在2%以內）、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控制在5%以內）。

學生資助作為一項重要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是脫貧攻堅、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和重要舉措。近年來，國家學生資助政策不斷完善，財政資金投入力度不斷加大。2018年，全國累計資助學前教育、義務教育、中職學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學生（幼兒）9801.48萬人次（不包括義務教育免費教科書和營養膳食補助），比上年增加211.07萬人次，增幅為2.2%；如增加營養膳食補助受助學生3700萬人，2018年合計資助學生則達1.35億人次。2018年全國累計資助金額達2042.95億元（不包括義務教育免費教科書和營養膳食補助），比上年增加160.81億元，增幅8.54%。

從各學段歷年資助人次看，在2018年，學前教育階段已連續七年保持增長態勢；義務教育寄宿生較2017年有小幅下降；普通高中整體呈增長態勢；中職較2017年有所提高，但整體呈下降態勢；高校整體呈增長態勢。

從各學段歷年資助金額看，除了普通高中在2018年稍有下降，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寄宿生、中職、高校均在逐年提升。其中，高校資助金額增長最快。

2018年學生資助資金中，財政投入共計1290.08億元（不含義務教育免費教科書和營養膳食補助），比上年增加79.46億元，增幅為6.56%。其中，中央財政投入675.43億元，占2018年資助總額的33.06%，比上年增加59.04億元，增幅為9.58%；地方財政投入614.65億元，占2018年資助總額的30.09%，比上年增加20.43億元，增幅3.44%。近年財政投入占當年資助資金（不含免費教科書和營養膳食補助）的比例始終保持在60%以上，是國家學生資助經費的主要來源。

總體來講，2012年至2018年，全國共資助學生6.2億人次，資助總金額累計突破1萬億元，達到 10907億元，是一項重大、重要的民生支出。在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的工作目標，這是以教育公平促進社會公平的重大舉措，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切實體現。

近五年來，貧困地區鄉村教師補助金額和資助人數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補助金額從2013年的9.98億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49.2億元，增長了近5倍；資助人數也從2013年的32.23萬增加到了2017年的127.18萬，增長了近4倍。

貧困地區鄉村教師人均月補助標準也逐年提高，2017年達到322元，比2016年增加38元，增幅13.38%；其中，人均月補助標準為400元以上的地區占27.27%，200~400元的地區占68.18%。新疆兵團、寧夏、云南、四川、陜西和青海人均月補助標準較高，分別為568元、555元、523元、452元、412元和406元；陜西、云南、內蒙古、貴州和寧夏增幅較大，分別比上一年增加了264元、164元、85元、53元和48元。

在中央獎補政策的示范引領下，除22個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縣的省份外，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四省（市）以及天津、遼寧、福建的部分地區也實施了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2017年，上述7省市有240個縣（市、區）1.77萬所學校的67.3萬名鄉村教師享受了鄉村教師生活補助，總投入達61.88億元，人均月補助標準為766元。

近十五年基礎教育階段專任教師數量持續增長，從2003年的1098萬人增長到了2017年的1369.97萬人，增加271.97萬人，增幅為24.8%。2017年，學前教育階段專任教師達243.21萬人，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達949.36萬人（其中小學594.49萬人，初中354.87萬人），普通高中階段專任教師達177.4萬人。

在小學、初中及普通高中階段，生師比實現了進一步優化。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標準，小學階段生師比應達到19:1，初中階段生師比應達到13.5:1，普通高中生師比應達到12.5:1。2017年，小學、初中階段生師比分別為16.98:1和12.52:1，均優于教育部公布的標準；普通高中生師比為13.3:1，進一步縮小了與教育部標準之間的差距。

經過20年的發展，我國小學、初中、普通高中階段教育生師比已經優于或接近教育部的標準，但因為存在結構性矛盾，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一些地方教師編制緊缺的現象還比較普遍。

從2003年到2018年，學前教育階段專任教師增長了187.23萬人，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增長了53.06萬人（小學階段增長38.91萬人，初中階段增長14.15萬人），普通高中階段專任教師增長了74.2萬人。在基礎教育階段，專任教師共增長314.49萬人，其中學前教育階段漲幅最高，占增長總量的59.5%。

目前，雖然我國幼兒園數量和在園幼兒人數都有了大幅提高，學前教育三年普及率從2009年50.9%提升到了2018年81.7%，但學前教育還是我國教育系統中的弱項，面臨著發展不均衡、師資數量及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未來，還需從資源供給、教育投入、師資建設等多方入手進行改善，以實現學前教育三年普及率達85%及普惠性幼兒園占比80%的目標。

近年，女性教師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教師隊伍中占比逐年提高。近8年來，學前教育階段女教師占比一直維持在97%~98%，變化不大；小學階段女教師占比從2010年的57.95%提高到了2017年的67.19%，上漲了9個百分點；初中階段女教師占比從2010年的49.48%提高到了2017年的55.64%，上漲了6個百分點；普通高中階段女教師占比從2010年的47.66%提高到了2017年的53.07%，上漲了5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女性專任教師占比增長明顯，男女教師比例差距進一步擴大。且教育階段的層次越低，男教師比例越低，小學男教師屈指可數，幼兒園男教師更是鳳毛麟角，這是當下學校師資配置過程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解決男女教師比例失衡的問題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給予支持，通過宣傳改變職業選擇方面的性別偏見，相應提高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福利待遇等，讓學校不再是“無限責任公司”，讓教師不再是“高危”的職業。

近15年來，普通高中專任教師數量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趨勢。2017年，普通高中階段有專任教師177.4萬人，較2003年增長了70.34萬人，各學科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從高考九個主要考試科目（數學、語文、外語、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生物、思想品德）來看，2010年至2017年這八年間，專任教師人數均有增長，漲幅排在前三位的科目是生物、地理、歷史，分別為36%、27%和21%。其原因與逐步推進的高考改革科目選考有關。以浙江為例，有數據顯示，浙江新高考選考科目占比較高的分別是生物、化學、地理和歷史。

各科目教師增長數量詳情，請見下表：

中國教育在線《2018年高招調查報告》中提到，在新高考改革中，學生被賦予了充分的選擇權，以充分展示自己的個性愛好，但考生的選擇動機有明顯的功利性。一項針對高中生選科依據的調查顯示，依據科目成績選科的學生最多，占比69.99%；其次是依據興趣和愛好選科的學生，占比為61.47%；而依據大學專業的選科要求進行選科的學生占比為42.28%。

總體來說，學生往往選擇自己擅長的科目以獲得更高的賦分。而基于學生選考的科目組合以及自身的實際情況，學校也相應增加了生物、地理、歷史等相對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專任教師數量。

2016年9月教育部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兩年來，大部分省市先后公布了適合本地區的中考改革實施方案，北京在2018年首先執行了新中考改革。而隨著中考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北京也對改革方案進行了回調。

2018年中考結束后，北京市教委發布了新一輪中考改革方案，更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取消了選考，在全開全學、全科開考、全科賦分的基礎上，在部分科目中選擇成績最好的科目計入總分。該方案自2018年9月入學的初一新生開始施行，執行時間為2021年中考。

此前，北京曾率先推進了中考改革，但過于理想的方案導致學生從初中開始就出現了嚴重的偏科，此次回調顯然是對此前方案的大幅修正。

此次北京新一輪中考改革方案中，將《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所設定的全部科目納入初中學業水平考試范圍，督促學校開齊開足國家規定的各門課程，引導學生認真學習每門課程，以提升義務教育階段人才培養質量，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

在“全科開考”的同時，本次改革使得學生在打牢基礎的同時可以發展興趣愛好、突出學業特長，實現有個性的發展，降低選考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學生可以在歷史、地理兩門和化學、生物兩門中各擇優選擇1門科目納入總成績，也體現了文理兼顧的原則，防止學生過早出現“偏科”。

截至2018年底，大部分地區中考改革方案已公布，其它暫未公布的地區也將陸續公布，具體推進情況如下：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進一步呈現出空心化，就學人口快速向城市聚集。基礎教育的各個階段都出現了生源總體下降，但發達地區與城市就學人數繼續增長、學校不足、學位不夠的現象。

在小學階段，城鎮與鄉村的學校數量出現“雙降”，但變化趨勢明顯不同。城鎮普通小學學校數量有相對緩和的波動，1998年共有11萬所小學，隨后緩慢下降；2010年小幅回升，此后基本保持在7萬所。而鄉村普通小學學校數量則持續下降，由1998年的49萬所下降至2017年的9萬所，減少了40萬所。城鎮普通小學學校總量在20年間減少了4萬所，僅為鄉村普通小學減少量的十分之一。

城鎮普通小學在校生與鄉村普通小學在校生數量的變化趨勢呈現出明顯的“剪刀”差。2010年后，二者差距越來越大， 2017年高達4500萬。

在初中階段，城鎮與鄉村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的變化趨勢均呈現出明顯的“剪刀”差。城鎮普通初中數量在經歷了一定起伏后，自2010年開始逐步上升，而鄉村普通初中數量則持續下降，兩者差距越來越明顯。2017年，城鎮普通初中學校共36606所，鄉村普通初中學校共15288所。

城鎮普通初中在校生數量與鄉村普通初中在校生數量的交叉點比學校數量的交叉點提前了近10年，且差距從2005年開始迅速擴大，到2017年差距已達3155萬。

在普通高中階段，城鎮與鄉村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之間一直有較大的差距。城鎮普通高中學校數量在經歷了1998年至2010年間的起伏后，自2011年開始平穩發展，八年來基本維持在12000所，而鄉村普通高中學校數量從1998年的2721所下降到了2017年的675所。

受高校“大擴招”及大眾教育觀念轉變的影響，城鎮普通高中在校生數量在1999年至2007年間快速增長，之后其增長趨勢有所減緩，近10年來，城鎮普通高中在校生數量基本維持在2300萬左右。而鄉村普通高中在校生數量從1998年的131萬人下降到了78萬人。高中階段的學校及及在校生數量呈現出“雙降”趨勢，但下降幅度遠低于小學及初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城鎮及鄉村的教育布局存在結構不合理現象。在城鎮，普通小學在校生人數近20年來增長趨勢明顯，增加了2804萬人；但學校數量卻呈現下降趨勢，減少了45517所。

在初中階段，城鎮普通初中學校和在校生數量雖然呈現出雙增長的趨勢，但是在校生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學校的增長速度。20年間，城鎮普通初中只增加了2768所，但是在校生增加了1510萬人。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城鎮義務教育階段的單體學校規模大幅度增長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鄉村，雖然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和在校生數量持續大幅下降，但近5年來，鄉村學校新增校舍面積卻逐年增加。這也凸顯出了鄉村教育布局上的短板，嚴重影響了教育的投資效率；一些鄉村學校的建成之日，往往因為沒有學生而面臨不得不關門的窘境。

現階段，我國中小學需要做好有針對性的結構布局調整。在城鎮，要適當增加學校數量，而不是簡單的做減法。在鄉村，則必須在做好針對性摸排調研的基礎上，適當減少學校的投入與布局，有區別地推進撤點并校，平衡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好未來教育集團及新東方教育集團旗下優能中學2018財年營收均再創新高，分別達到116.62億人民幣和68.48億人民幣，增幅分別為64.4%和44%。

在2010年上市后，好未來集團的營收額快速增長，2012至2018財年年度營收凈增長995%。根據好未來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2019財年前三個季度營收達到122.96億人民幣，已經超過2018財年全年營收。

與此同時，好未來集團的培訓人次也迅速增長，從2013財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了2018財年的744萬人次，2014—2018財年年度增長幅度分別為25萬人次、43萬人次、80萬人次、163萬人次、351萬人次。根據好未來最新發布的2019財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前三個季度的學生總人次達到951萬人次，也已經超過2018年全年的總學生人次。

新東方集團2018財年總營收達到164.7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6%；其中，優能中學營收68.48億人民幣，增長44%，泡泡英語增長51%。近年來，優能中學年度營收額持續增長，近4個財年營收分別為22.71億、33.97億、47.56億、68.48億人民幣。

優能中學占新東方集團總營收的比例也逐年提高，2015-2018財年分別占比27%、 33.6%、39.2%、42%。如果加上泡泡英語，在2018財年新東方集團K12領域營收占總營收比例達到了59%，已經成為其主營業務。

新東方集團最新公布的2019財年前兩個季度財報顯示，第一季度實現營收8.598億美元，第二季度實現營收5.9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30.1%和27.8%；學生總數方面，第一季度為173.53萬人，第二季度為232.08萬人，同比分別增長13.2%和23.6％。在2019財年前兩個季度，K12業務仍然是新東方的主要增長動力，其中，第一季度增長49%，第二季度增長約38％。

關于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問題，中國教育在線做了一次網上調查，超過70%的家長認為課業負擔主要來自課外輔導班。

關于是否應該為孩子減負，52%的家長認為孩子負擔過重，但為了升學只能堅持；26%的家長認為孩子負擔不重，應增加學習內容；只有14%的家長支持減負。

對于參加課外輔導班的原因，超過60%的家長希望孩子進一步提高成績、考入更好的學校以及增加孩子特長、提高競爭力。

在優質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家長普遍希望孩子盡可能提高分數、增長技能、提升競爭力，進入更好的中學及大學，從事更好的工作。家長過高的期望值和從眾行為，成為課輔營收高速增長的驅動力。

2018年2月，自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 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以來，全國31個省份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都公布了本地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工作方案。

為深入推進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工作，2018年5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約談了部分校外培訓機構負責人。培訓機構負責人也一致表示，將認真落實教育部等4部門部署開展的專項治理工作要求，對照通知中指出的“存在安全隱患、證照不全、超綱超前培訓”等6大類問題，建立問題清單，逐一整改落實，暢通群眾投訴渠道，在法律和制度軌道中開展培訓，努力成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

截至2018年12月30日，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050所，存在問題機構272842所，現已完成整改269911所，完成整改率98.93%。其中，北京、天津、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西藏、甘肅、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存在問題機構已全部完成整改。

下一步，教育部要求未完成整改的省份要加快進度，盡快完成整改工作。同時，要加快“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的信息錄入工作，方便社會查詢和監督。

2018年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門再發《關于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進一步明確并強化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等各方責任，切實做好學生減負工作。

自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相關政策出臺以來，課輔機構的確受到了一些影響；截至2019年1月，好未來及新東方兩家教育集團市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好未來市值從2018年最高時的280億美元下降至176億美元，新東方市值從2018年最高時的170億美元下降至120億美元。但隨著寒假的結束及新學期的開始，2019年1-2月，兩家公司市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

綜上所述，學業減負若想取得實效就必須打好標本兼治的“組合拳”，要統籌做好校內教學減負、校外培訓減負和家長思想減負的工作，多措并舉建立科學的教育秩序、構建健康的教育生態，使過重的學業負擔逐步降下來，讓孩子可以健康全面的發展。

2017年2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將開展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有關情況及時報教育部。截止2018年底，大部分省市出臺了相關實施意見并制定了符合各省實際的政策措施。

北京規定，三點到五點是校后服務時間，主要內容是開展課外活動，每個學生每年補助700到900元。上海規定，中小學校后服務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蓋，服務時間是三點半到五點，參與這項服務的老師將得到績效工資方面的補助傾斜。南京探索彈性離校制度，放學后由學校安排進行托管。廣西探索利用社區資源來解決托管問題。

目前，已開始啟動“中小學課后服務”的部分省市如下：

政策要求堅決防止將課后服務變相成為集體教學或“補課”。對于全面鋪開的“中小學課后服務”，學生及家長有何看法，家長希望課后提供哪些服務？中國教育在線調查顯示，41%的家長希望學校可以安排教師陪孩子完成作業或進行一定的學科輔導；26%的家長希望可以為孩子提供藝術類課程學習（音樂、美術及書法等）；21%的家長希望為孩子提供體育運動等游戲活動；11%的家長希望為孩子提供STEAM類課程。

對于學校“課后服務”的教師安排，67%的家長認為應該安排本校教師；15%的家長認為可以讓本校教師和第三方機構教師搭配；14%的家長認為應該由當地主管部門統一安排教師。

在“課后服務”的內容設置上，超過60%的家長認為學校可根據情況自行制定；也有24%的家長認為當地主管部門可以制定統一的標準；只有5%的家長認為可以引入社會力量。

“課后三點半”現象，是中國經濟社會及教育發展到特定階段的產物。以上調查反映出，年輕的家長們還是希望學校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主渠道，但其中還存在著不少待解決的問題，如本校教師負擔加重、成本分擔、提供哪些服務等。目前，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還需要更多的實踐與探索，以及出臺更全面細致的管理規范。